2019-12-04 01:48 | 來源:證券日報 | 作者:馬方業 周尚伃 | [產業] 字號變大| 字號變小
“雖然我國的企業資產證券化始于2005年，但對于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探索是近兩三年開始的，隨著我國知識產權證券化蓬勃發展，讓‘知識產權變現’的案例也在不斷涌現。知識產權證券化方興未艾。”
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我國經濟競爭力的最大激勵。《意見》一出，二級市場上不少知識產權概念股交投活躍。那么，當前我國在知識產權證券化方面的發展現狀是怎樣的?其發展所面臨的問題都有哪些?金融科技尤其是區塊鏈對知識產權證券化有什么樣的影響?帶著這些問題，《證券日報》記者采訪了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文化金融50人論壇秘書長、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顧問金巍先生。
知識產權證券化剛剛起步
相關案例正不斷涌現
“雖然我國的企業資產證券化始于2005年，但對于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探索是近兩三年開始的，隨著我國知識產權證券化蓬勃發展，讓‘知識產權變現’的案例也在不斷涌現。知識產權證券化方興未艾。”面對《證券日報》記者的提問，金巍首先回答說。
金巍稱，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并不新奇。1997年，美國出現了第一款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即著名的鮑伊債券(Bowiebond)。它以著名搖滾巨星鮑伊的25張音樂專輯的未來版權收益作為基礎資產私募發行資產支持證券，融資總規模為5500萬美元。這被認為是版權證券化的鼻祖，也是知識產權證券化的開山之作。
談到中國知識產權證券化相關政策時，金巍十分興奮，他說，早在2017年11月份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方案》中就提出，要“開展知識產權證券化融資試點”;今年6月份，國務院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印發《2019年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加快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推進計劃》，明確鼓勵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和雄安新區探索和開展知識產權證券化融資;三個月后的9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中特別提到，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支持深圳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11月份，知識產權證券化在當下火熱的區塊鏈領域也首次試水，全國首個區塊鏈知識產權融資服務平臺在成都啟動。特別要提及的是，今年11月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具體又更高的目標，可以說《意見》更加優化了全社會尊重知識價值的營商環境，相應的知識產權制度激勵創新的基本保障也必將得到更加有效地發揮。
談及我國知識產權證券化實踐時，金巍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目前海南、深圳、廣州、北京等地正在進行一些創新，也有一些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推出，比如2018年3月12日“文科租賃3期資產支持證券”于中證機構間私募報價系統成功發行;2018年12月21日，“奇藝世紀知識產權供應鏈金融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發行，發行規模為4.7億元;2019年3月28日，“第一創業-文科租賃一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成功發行;2019年9月11日，廣州開發區“興業圓融—廣州開發區專利許可資產支持計劃”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發行，發行規模為3.01億元，債項評級達AAA級。
知識產權證券化
需要面對三個現實問題
當下，知識產權證券化在國內各行業中正處于試水階段，對于未來的發展還面臨眾多問題與阻礙。對此，金巍指出，知識產權證券化需要面對的三個現實問題，即體系缺陷、技術變革和政策監管。
金巍認為，不是所有融資工具都適用中小企業，但以資產證券化擴展文化產業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仍是一種不錯的選項，只不過，這必須要具備一些體系性條件。其一，是建立健全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其二是完善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評估體系，建立文化企業資產估值體系。其三，是完善金融服務中小企業的機制，改變資產證券化流程長、成本高的問題。總體上是要解決如何建立新的金融服務體系問題。
金融科技對整體金融體系都在產生革命性的影響，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作為其中的一種很小類的金融工具(產品)也不例外。大數據正在為資產證券化的資產定價、風險管理提供更可靠的數據，而區塊鏈被認為能夠實現相關主體資產、交易的真實性和唯一性。如“京東金融-華泰資管19號京東白條應收賬款債權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等幾例ABS產品已經應用了區塊鏈技術。
但也有一些風險蘊含其中，包括傳統風險在金融科技應用中的體現，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法律風險等，也有一些新的衍生風險，如技術風險。金巍表示，當前，在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行業都出現了一些風險事件，如ICO、大數據公司“爬蟲”濫用等。這些事件已經使人們對在金融產品設計中利用金融科技是否存在應用風險產生質疑。這需要發起人、管理人等在設計知識產權證券化時對金融科技的風險有充分的認識。而對于監管部門來說，以傳統手段開展合規與監管工作已經不足以應對，需要對金融科技支撐的新業務模式和技術特點重新認識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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