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2 04:23 | 來源:人民網 | 作者:徐 剛 | [文娛] 字號變大| 字號變小
潛藏在90年代文學娓娓動人的敘述背后的并不是中性化的、無動于衷的目光，既是對歷史短暫繁華歲月的傾心思慕，也是對往昔遺跡的深情尋訪，對進行中的都市復興的謳歌贊美
中國城市有著悠久的歷史，但作為一個更為悠久的農業大國，城市及城市文學在近代以來的尷尬處境不言而喻。文學與城市的疏離令人遺憾，而對于更多的當代學者而言，“中國沒有真正的城市文學”似乎已成公論。伴隨上世紀90年代城市文學如火如荼的展開，被壓抑的30年代城市文學傳統開始重新復活，并產生重要影響。
以上海書寫為代表的“懷舊派”
現在看來，90年代的城市文學重新勾連起人們對城市物質文明的好奇。在90年代，對舊上海的“文化懷舊”，成為市場形態的文化表征。一時間，文學中濃墨重彩加以渲染的是洋味十足的咖啡館、酒店，租界年代的西式公寓樓、洋房和街巷，歷史與現實交疊一處難分彼此。潛藏在90年代文學娓娓動人的敘述背后的并不是中性化的、無動于衷的目光，既是對歷史短暫繁華歲月的傾心思慕，也是對往昔遺跡的深情尋訪，對進行中的都市復興的謳歌贊美，當然，同時也是對陷于衰敗沒落的現代都市的惆悵與傷感。
自金宇澄的《繁花》以來，上海懷舊再次成為城市書寫的熱門。然而正如《繁花》所呈現的，在懷舊的情緒中深情描摹舊年的風景和器物，進而將風俗史和日常生活史意義呈現出來，這固然令人驚喜，但遺憾的是，并沒讓人看到歷史的整體，或者至多只有一個輪廓，布滿閃亮的碎片。同樣是有關上海的故事，王承志的《同和里》以懷舊的情緒與筆調，講述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上海弄堂故事，從而鉤沉起“上海日常生活的肌理”。在此，文革時代的石庫門，無疑在張愛玲、王安憶、金宇澄之外，為作為城市空間的上海弄堂的文學呈現，增添了獨特別致的一筆。吳亮的《朝霞》在內容上承續了《我的羅陀斯》中對上世紀70年代的上海的回憶，但又不局限于上海、不局限于70年代。小說中，那些眼花繚亂的雜糅，鑲嵌的片斷，如此零碎，構成一幅特定年代的面貌模糊的歷史拼圖。王安憶的長篇新作《考工記》，像極了她那部膾炙人口的《長恨歌》，故被評論家們稱作“又一部低回慢轉的上海別傳”。縱觀王安憶的小說，她總愛以上海為舞臺描摹這一類人，用她的話說，“跨越新舊兩朝的人，就像化蛹的蛾子，經歷著嬗變。新時代總是有生機，舊的呢，卻在坍塌，腐朽，迅速變成廢墟。”就像《長恨歌》里的“上海小姐”王琦瑤，而在《考工記》中，則是“西廂四小開”之一的陳書玉。在她看來，這類跨越新舊兩朝的人，最能呈現歷史縫隙里的風流圖卷。
以北京書寫為代表的“現實派”
關于北京的城市書寫，大概屬于想象城市的另外一條脈絡。焦沖的小說一向以北京城市空間為背景，《微生活》聚焦的網絡“段子手”們的生活及其媒介真相，涉及行業內幕與新媒體時代的文化思考，而《旋轉門》則重回作者《北漂十年》等作品的路數，以都市白領并不如愿的人生來串聯五光十色的北京生活。徐則臣的《王城如?！吠瑯邮且徊恳员本楸尘暗木哂猩顝V社會內涵的小說。小說猶如一部計算精確的儀器，將諸如城鄉差距等社會議題有效拼接，幾組豐富的意象構成了這個城市萬花筒般的復雜表情。笛安在《景恒街》中用北京的兩個地名為她小說里的人物命名，一個是“景恒街”，另一個是“靈境胡同”，仿佛要將男女主人公的肉身嵌入北京城的符號系統之中。
以精神困境書寫為對象的“安放派”
關注城市人的孤獨、頹廢和絕望，或者某種精神疾病，以及個人主義的唯我獨尊的狀態，成為新的城市文學的流行。李陀的長篇新作《無名指》便直指當下城市的精神狀態。小說以主人公楊博奇心理醫生的職業設置，匯聚了荒誕城市里形形色色的“病人”，由此見證我們時代的精神生活：經濟在不斷發展，而人的內心卻無處安放。小說并沒有提供確切的答案，卻把困惑和問題留在了寫作之中。同樣，魯敏的長篇小說《奔月》亦可視為一部真正的城市小說。作者描述的其實是當今時代的精神荒謬：厭倦人情交際而渴望隱匿的妻子;懷念妻子卻最終接受了別的女人的丈夫;甚或不斷更換床伴卻始終內心孤獨的情人，所有的人都在遭遇著精神困境。小說貼切地表達了現代都市人的精神狀態，它猶如一面鏡子，照見了我們內心的焦慮與不甘，以及為了擺脫生活的倦怠所做的冒險。這或許就是城市作為中產階級文學的意義所在。
《電鰻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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