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正飯局”事件之前，券商分析師行業因五花八門的拜票逐漸脫離研究本質，引來的外界非議聲不斷增多，業內抵制之聲漸起。隨著新財富官方的一紙聲明，這項關系著券商研究員能否早日“走上人生巔峰”的評選戛然而止。
在證券市場上，券商這樣的賣方公司通過向基金等買方機構提供個股行業宏觀等方面的研究支持與服務，可以獲得后者新財富投票以及基金分倉收入。天相投顧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券商在公募基金的分倉收入總計達到74.75億，同比下滑3.88%。很大程度上，傭金收入與券商研究所的研究能力呈現正相關關系，近兩年來研究實力突飛猛進的長江證券(5.100, -0.02, -0.39%)就是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
在滬上一位資深公募基金經理看來，新財富評選取消后，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小券商以及中小買方（機構）。“以后大券商對小買方的服務也會減少，因為要控制成本，覆蓋面可能不會像之前那么廣。”
第一財經了解到，目前券商來自于公募基金的分倉傭金率基本是維持在萬八的水平，不過也有券商下降到萬四。由于傭金支出來自于基金持有人，傭金率越低，自然越有利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一頓飯“毀掉”新財富評選
新財富評選在助推券商研究所向賣方業務轉型及提高賣方研究價值方面功不可沒。方正證券(5.530, 0.02, 0.36%)（維權）這頓“天價”飯局前，叫停新財富評選的聲音并不少，甚至有一些券商已經萌生退意。但更多的券商以及研究員們似乎已經習慣將每年的新財富評選視為工作的一大重心，頻繁奔走于買方，或許只為“給對方留個印象”。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的體悟是，過去十年之間，對于賣方業務來說，相對而言銷售和服務的價值在明顯上升，基礎研究的價值有所下降；結果正誤的重要性在顯著提高，看法獨創的含金量相對縮減。
新財富評選為人所詬病的是，與名利有了太緊密的聯系，便容易產生太多場外因素乃至失控。近些年來，為了在新財富評選中取得好名次，券商拜票各出奇招，路演、愛心早餐早已過時，泳裝秀、影星助陣、豪華游艇酒會等也是五花八門。
回頭來看，新財富開始組織機構投資人對賣方分析師進行投票排名活動，發軔于中國機構投資和賣方研究業務萌芽初起的時候，時機的選擇可謂精準。
1997年起，券商的研究所開始利用行業分工和調研的優勢，出售報告賺取收入。到了2000年，對券商研究所而言，由于基金行業的大發展，券商研究所遇到一個大好的契機。當時，一篇名為《國泰君安(14.930, -0.08, -0.53%)證券研究通訊》的文章提出，研究所要以機構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研究要圍繞著滿足客戶的答疑解惑需要，根據客戶偏好提供個性化的服務。這個思路否定了此前中國證券公司研究所對內服務的普遍模式。
隨著共同基金的崛起，券商研究也創造了全新的服務和盈利模式，開啟了中國證券投資咨詢業“客戶導向的賣方研究模式”時代。2003年新財富雜志首次在國內推出“最佳分析師”的評選，2005年之前，新財富上榜似乎沒有和薪酬掛鉤。后來，陸續有券商研究所開始按新財富的上榜名次開始挖人。
“新財富評選停掉或改革是遲早的事，只是飯局事件成了導火索。沒了新財富，還會有其他評獎。評獎不是問題，形形色色的拜票也證明了選票的價值。”業內人士表示。
分倉與新發基金
隨著2017年基金年報的披露完畢，來自公募基金的券商分倉收入也隨之出爐。據天相投顧數據，2017年券商在公募基金的分倉收入總計達到74.75億，同比下滑了3.88%。
具體來看，分倉收入排名前十的券商分別是中信、長江、招商、廣發、海通、中信建投(8.010, -0.05, -0.62%)、天風、申銀萬國、興業以及中泰。其中，中信證券(16.420, -0.14, -0.85%)于2017年的分倉收入是3.98億排名第一，長江證券以3.7億僅次于中信排名第二；招商的分倉收入是3.53億，排名第三。
與前一年相比，長江證券和中信建投的排名均升高6位，天風證券更是相比2016年升高了26位，在2016年天風只排在第30位，分倉收入也從0.66億激增至3.1億，交易傭金量同比大幅增長368%，可謂突飛猛進。相比之下，銀河、國信、國泰君安掉隊比較明顯，比如國信證券(8.410, 0.05, 0.60%)的傭金收入從2016年的3.02億降至2017年的2.03億，傭金跌幅為32.8%，排名也跌出前十，從前一年的第9名跌到了第18名。
需要看到的是，券商傭金收入的“頭部效應”也非常明顯。統計進一步顯示，分倉收入的前20名券商占據了市場超七成份額，同時前20家券商在2017年的股票交易量達到6.51萬億，占比總額也超過70%。
“現在行情不好，一些基金的規模也是拿著分倉權與券商交換來的。比如為了保成立，2個億規模對應50倍的交易量，就是100億。按照萬八計算就是800萬。相當于保2個億規模給券商打800萬的傭金。”深圳一家公募基金人士透露。
記者了解到，近來隨著交易傭金率的不斷下行，券商的傭金率也不斷下降，一些已經低于萬五的水平。不過，公募基金傭金的支出占到管理費支出的比例各家基金都有所不同。以長盛成長價值為例，截至今年上半年，該基金管理費支出為235.8萬，傭金為68.2萬，傭金占到管理費的比例約為28.9%。而在寶盈策略增長混合中，該基金上半年管理費1635.6萬，傭金高達1270.5萬，傭金占到管理費的比例為77.7%。
賣方數量或減半
往年，研究員們更看重新財富的投票，排名靠后的券商將基金分倉的重要性擺到了首位。畢竟沒有新財富加持的分析師們，基金分倉的傭金是其收入的最主要來源。
來自公募基金分倉的收入，與券商研究所的綜合實力相關。很大程度上，傭金收入與券商研究所的研究能力正相關。這也是為何不少中小券商研究所在近兩年投入重金招兵買馬的重要原因。
基金分倉是指券商主營業務是經紀業務，而基金公司不能申請席位交易，只能從券商那里租席位。由于開放式基金規模大，僅通過一個券商的交易席位可能會影響成交速度，因此會通過多個的交易席位同時交易，這種現象就是基金“分倉”。
北京某公募基金人士告訴記者，分倉就是公募基金根據各個證券公司的服務進行打分派點，進入一定名次后有權利拿到公募基金的交易資源，其實也就是主要給一些中大型券商。一般而言，行業的傭金率水平大約保持在萬八的水平。
“長江、天風這兩家在武漢的券商這兩年冒了出來，研究員的研究服務水平表現的確非常出色。”某上市公司董秘與第一財經私下交流時便表示。
“研而優則仕”的現象也出現在研究所管理人員的任命上，并且收效明顯。比如連續多年拿下電子行業新財富第一的趙曉光在2016年加盟天風任研究所所長；“新財富白金分析師”的劉元瑞2017年擔任長江研究所所長不久，又于當年年底接任長江證券總裁，也成為長江證券首位80后總裁，并創下研究員最快晉升紀錄。
“交易規模的持續萎縮，加上賣方分析師成本的高企，可能已經使得邊際上的券商難以由此獲利，行業整合的壓力正在開始顯現。未來從事賣方業務的機構在目前的數量上減少一半，也許不會是過于激進的估計。”高善文分析稱。
《電鰻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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