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分支機構風險事件再次成為業內關注焦點。
繼廣發銀行惠州分行“僑興債”案被罰7.22億元后，近日，浦發銀行成都分行也因違規被罰4.62億元。
“涉案層級更高，都是分行層面。”多位銀行業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記者梳理近幾年以來的銀行分支機構風險事件，發現自2000年初以來，呈現幾個變化：即從盜用資金、飛單到分行違規掩蓋不良；從基層員工(如客戶經理、支行行長)到分行層面，性質逐步升級。
從盜用資金到飛單
記者梳理發現，2000年初，銀行分支機構風險事件涉案事由主要是盜用資金和騙取資金，或個人參與，或內外勾結，支行行長等員工卷入其中。
比如，中行曾先后曝出開平案和高山案。
其中，中行開平案被稱為新中國成立后最大的銀行資金盜竊案，涉案資金折合人民幣超過40億元。2001年10月，中行發現賬目4.83億美元虧空，分析后鎖定廣東開平。這時，中行開平支行的前后三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突然失蹤。最后調查發現，3個行長10年來向海外轉移資金4.83億美元。
至于中行高山案則是，中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行長高山采用偷換存款單位預留印鑒、偽造轉賬支票等手段，將河松街支行存款單位賬戶資金轉入李東哲、李東虎實際控制的虛假公司或者空殼公司賬戶。李東哲、李東虎再指使他人以提現、轉賬、電匯等方式將資金轉出，被李東哲、李東虎非法占有。
2005年以后，類似案件較少見諸報端。但是，2010年以來，支行客戶經理違規銷售理財產品的事件又開始浮現，最典型的就是飛單事件頻發。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在商業銀行績效考核中，經營類指標最為重要，客戶經理自身收入也與業績掛鉤，多勞多得，這種機制促使客戶經理鋌而走險。
比如，華夏銀行上海分行嘉定支行客戶經理濮婷婷違規發售PE產品案，超過1億元，而這一產品并非該行代銷產品，若成功發售，中間人至少可以獲得2%的傭金，客戶經理可能私自獲得將近300多萬元的傭金。
2012年前后，是銀行飛單事件較為集中爆發的時間階段，其后，相對較少出現。
上海一家銀行支行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前些年，飛單事件頻發，監管當局也進一步加強了監管力度，現在比較少了。飛單事件都要利用銀行的經營場所，即網點。近幾年，各家銀行都在推“雙錄”工作，即客戶在購買理財產品時錄音錄像，銀行加強內控，銀行客戶經理也就不敢違規做事了。
分行層面違規掩蓋不良
近年來，個別股份制銀行先后曝出大案，目的都是為了掩蓋不良。
“有個明顯的變化，以前是個人，現在是分行層面，也就是從基層到中高層，涉及資金規模更大，事件性質也更嚴重。但目前都是個別案件，并不具有普遍性。”多位銀行業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比如，近日，銀監會披露，在現場檢查中發現，浦發銀行成都分行為掩蓋不良貸款，通過編造虛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權審批等手法，違規辦理信貸、同業、理財、信用證和保理等業務，向1493個空殼企業授信775億元，換取相關企業出資承擔浦發銀行成都分行不良貸款。
銀監會措辭十分嚴厲，其評價稱：“這是一起浦發銀行成都分行主導的有組織的造假案件，涉案金額巨大，手段隱蔽，性質惡劣，教訓深刻。”同時指出浦發銀行成都分行三個問題：一是內控嚴重失效；二是片面追求業務規模的超高速發展；三是合規意識淡薄。此外，該案反映出浦發銀行總行對分行長期不良貸款為零等異常情況失察、考核激勵機制不當、輪崗制度執行不力、對監管部門提示的風險重視不夠等問題。
對此，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亂象和問題是客觀存在、無法禁絕的，在監管機構強化監管的時候，這些潛藏的問題就會更快、更大規模地曝光出來，問題的曝光本身帶有強烈的威懾作用，會大大提高金融機構違規或在灰色地帶游走的成本。”
“違規掩蓋不良等問題可能一直都存在，只不過在強監管狀態下，被發現的概率更大罷了。”薛洪言認為，“當前行業層面暴露的很多問題，根本上還是宏觀層面和行業層面的邏輯發生了變化，在嚴監管形勢下，一些違規案件就顯現出來。”
《電鰻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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